杰兹带索默斯来到著名的悉尼堪培拉大厦，社会主义党和工党在那儿有房间：办公室、会客室和俱乐部等，颇具规模。尽管走廊里和外面人行道上站着些衣衫褴褛的不满分子，这里的气氛仍算活跃。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这两个人被引到一间密室，桌边坐着一个人。这人脸膛黑红，脸颊瘦削，皱纹深刻。他双唇紧闭，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他教索默斯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同样深陷的双颊，同样深刻僵硬的皱纹，同样黑亮的大眼睛。不过，这位威利•斯特劳瑟斯缺少亚伯拉罕、林肯相貌上的幽默与和蔼，相反，他看上去面相多疑，看似在内省。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这块大陆上四处闯荡，在金矿上干了些年。据说他刚刚混个小康，还算不上富有。他看上去颇为穷困潦倒，那身衣服看似适才从地上捡起披上。他的瘦肩膀明显一高一低。不过他的长相跟澳洲人显然不同：瘦削、塌腮、红脸膛，脸皮光亮、略显薄脆，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中闪着怒光。看到索默斯他们进来，他点点头，既不讲话，也不起身。

    “这位是索默斯先生，”杰兹说，“你读过他论民主的书。”

    “是的，我读过。”斯特劳瑟斯说，“请坐。”

    他一嘴的澳洲口音，是那种蹩脚的伦敦腔。他审视索默斯片刻，随后去看别处。

    他问的是些家常话，如理查德喜不喜欢澳大利亚、来了多久。要位多久。两人谈得并不投机。

    随之，他开始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党、农民占用土地等等，又问起德国劳工的实际情绪、大战以来他们的爱国主义本质等等。

    “所以，你看，”索默斯说，“我不会不懂装懂，我只谈些个人印象。我不敢说有什么知识。”

    “那很好，索默斯先生。我需要您的印象。他们称做知识的东西就像某种货币，容易贬值。今天货真价实的知识，明天就没票面上那么些了，就像奥地利银币一样。我们不做事实的奴隶。跟我们谈谈您的印象吧。”

    他的口吻透着其特有的尖刻，但尖刻中蕴有激情。他们谈了一会儿欧洲，这人还是肯倾听的，一双黑眼睛也在倾听。凝视，目不转睛的凝视，似乎他在期盼说话人的脸上会突然飞出一只鸟儿来。他消息灵通，似乎边听边思量分析着。

    “怎么回事儿，我离开欧洲时，似乎社会主义到处都在失去阵地，特别是在意大利。一九二O年它在意大利可是朝气蓬勃、激动人心的事物。它教人目空一切，但也令人扬眉吐气。随后就偃旗息鼓，到去年就剩下一缕游丝了。人们失望幻灭，怒气冲冲。佛罗伦萨，锡耶纳，充满了仇恨！法西斯分子甚嚣尘上、趾高气扬，全是因为仇视。

    佛罗伦萨的但丁节，国王到场，就是一例。他们的SaVOia简直气得你咬牙根儿。全是虚假的，是出于仇视。”

    “那，索默斯先生，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以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并不太相信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人人觉得失望了。特别是在意大利，我觉得他们正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国王准备退位了，教会准备卷着财产逃走，这我可知道。

    大家都准备跑呢。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怕了。他们吓坏了。他们不敢发动革命，因为那样他们就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了，可他们不敢负这个责任。他们一怕，法西斯分子就一哄而起，在他们背后袭击。”

    斯特劳瑟斯先生缓缓地点着头。

    “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他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在做的事，这就是原因。他们是一群孩子，说激动就激动，情绪不稳。”

    “我觉得，社会主义没有引发革命的火花。在任何国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