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仑这样的神奇领袖──他有能力向他的人发射出震颤和信号，毫不需要理性意识的中介。这决非理智的力量。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理智力量的颠倒：这种力量倒不如称之为至愚，它是无智的智慧之绝顶智慧。这正是对前意识的绝妙复归。

    这种前意识似乎在大鲸鱼身上最为完美，比在候鸟身上还要完美。排在鲸鱼后面的是狼群、鹿和水牛。但在冷血的鱼、蛇和两栖动物身上最为绝对。除了这种冰冷的脊椎震颤外，鱼再也没有其他反应了，而这种反应是盲目的。鱼的意识似一堵石头墙，只限于自己，别的它一概不认。像石头一样，漠然、冷漠、孤独，可鱼还是有辐射通讯的能力。这就是心灵感应的形式，如同镭放射，主要放射恐惧。恐惧是首要的驱动之神。

    然后说到两栖动物了。他们有性生活，在冥冥中能大概辨认其回应者。它们要靠吸引才进行接触。这是新的动机。鱼从来不因受吸引而接触，对它们来说只有食物和恐惧。而在两栖动物身上就有了第二种心灵感应的震颤，即交感。最基本的意识是冰冷的，智慧是孤立的，冰冷如月，对其他事物一概不认，只认自己，全然微妙。但是，性产生了，这种孤独随之被打破。另一种流溢开始了，它必须寻找回应者，这就是爱。

    这就是脊椎动物们的心灵感应和他们之间的沟通。蚂蚁和蜜蜂也有单一的意识震颤，他们甚至有完美的神经结交流。不过只须看看脊椎动物就够了。

    在巨头鲸身上，爱的激情、对权力的欲望和独自称王的欲望都十分强烈。这巨大的雄鲸以最为强烈的占有和呵护性的爱的震颤将他的鲸群拥抱凝聚在一起。同样，他以最为强烈的权力震颤令鲸群恐惧服从。这就是统治所有脊椎动物的两种最大的心灵感应，对人和野兽来说都是如此。人，无论是在野蛮的部落里还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都被这两种巨大的震颤所凝聚，这震颤无意识地发射自领袖人物、统治阶级和权威人物。首先，权力阴影的巨大影响会造成信任、恐惧和服从；第二，呵护性的爱之巨大影响会促进生产力，创造安全感。这两种强有力的影响发射自格莱斯顿或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男人，虽然他们并无此心，但的确他们有这样的影响。只有格莱斯顿和林肯的言论能自圆其说。他们两人都坚持爱的影响，谴责恐惧的影响。

    当人们攻击所有的领袖时，就会产生暴民。对真正活生生的行动来说，理性和脊椎的意识应该是和谐相处的。在恺撤和拿破仑身上，发自脊椎的权力影响占上风，从而打破了平衡，因此他们失败了。在林肯和威尔逊总统身上，发自脊椎的爱的影响超出了平衡，因此他们也败了。这两种形式的影响之间没了平衡，头脑就会一往无前，直至荒唐。拿破仑的脑子就是这样直奔荒唐而去的。

    打破这两种大的控制性影响，其结果不是简单的向某一种影响的倾斜，而是第三种情况，即暴民状态。人的头脑以一种可怕的自动性运转，它与脊椎意识无甚真正的关联。脊椎内的交流渐渐聚合起力量，这些与所有的理性表述无关。其震颤逐步增强，直至突然发出“喀嚓”一声响来！于是有了革命这样的怪现象，如俄国或法国革命。这是巨大的破坏性的爆发，是反权威阶级的巨大喷发，还是集体脊椎精神对正统精神权威采取的激烈而盲目的报复。俄国革命中，受教育阶级反倒成了敌人。革命的灵感来自对理性阶级的仇恨。但是革命不应是暴民运动。革命是有方向、有领导的，无论如何短暂。其破坏性疯狂是有所指的。

    我们今日最终的问题是，群众会否堕落成暴民，或者他们能否仍然保持住方向。所有大的群体起义都是对彼时统治意识的报复行为，是人之强大的脊椎意识的爆发，去粉碎统治人类的僵固理性意识，它已经堕落，变得机械。

    严格说，大众总是没什么脑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