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伯金奉诏去伦敦。他并不怎么常在家。他在诺丁汉有住所，因为他的工作主要是在诺丁汉开展。但他常去伦敦或牛津。他的流动性很大，他的生活似乎不稳定，没有任何固定的节奏，没有任何有机意义。

    在火车站月台上，他看到杰拉德。克里奇正在读报纸，很明显他是在等火车。伯金站在远处的人群中，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率先接近别人。

    杰拉德时不时地抬起头四下张望，这是他的习惯。尽管他在认真地看报，但他必须监视四周。似乎他头脑中流动着两股意识。他一边思考着从报上看到的东西，冥思苦想着，一边盯着周围的生活，什么也逃不出他的眼睛。伯金远远地看着他，对他这种双重功能很生气。伯金还注意到，尽管杰拉德的社交举止异常温和，他似乎总在防着别人。

    杰拉德看到了他，脸上露出悦色，走过来向他伸出手，这让伯金为之一振。

    “你好，卢伯特，去哪儿呀？”

    “伦敦。我猜你也去伦敦吧？”

    “是的——”

    杰拉德好奇地扫视一下伯金的脸。

    “如果你愿意，咱们一起旅行吧。”他说。

    “你不是常常要坐头等车厢吗？”伯金问。

    “那是因为我无法挤在人群中，”杰拉德说，“不过三等也行。车上有一节餐车，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喝茶。”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两个人只好都把目光投向车站上的挂钟。

    “报纸上说什么？”伯金问。

    杰拉德迅速扫了伯金一眼，说：“瞧报上登的多么有趣儿吧，有两位领袖人物——”他扬扬手中的《每日电讯报》说，“全是报纸上日常的行话——”他往下看着那个专栏说：“瞧这个标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给它起名字，几乎算杂文吧，和这两个领袖人物一齐登了出来，说非得有一个人崛起，他会给予事物以新的价值，告诉我们新的真理，让我们对生活有新的态度，否则不出几年，我们就会消亡，国家就会毁灭——”

    “我觉得那也有点报纸腔。”伯金说。

    “听起来这人说得挺诚恳的。”杰拉德说。

    “给我看看，”伯金说着伸手要报纸。

    火车来了，他们两人上了餐车，找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相对坐下来。伯金浏览了一下报纸，然后抬头看看杰拉德，杰拉德正等他说话。

    “我相信这人说的是这意思。”他说。

    “你认为他的话可靠吗？你认为我们真需要一部新的福音书吗？”杰拉德问。

    伯金耸了耸肩膀，说：“我认为那些标榜新宗教的人最难接受新事物。他们需要的是新奇。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谛视我们的生活，我们或自做自受、或自暴自弃，可要让我们绝对地打碎自身的旧偶像我们是不会干的。你在新的没有出现之前无论如何先要摆脱旧的，甚至旧的自我。”

    杰拉德凝视着伯金。

    “你认为我们应该毁掉这种生活，立即开始飞腾吗？”他问。

    “这种生活。对，我要这样。我们必须彻底摧毁它，或者令它从内部枯萎，就象让一张紧绷绷的皮萎缩一样。它已经无法膨胀了。”

    杰拉德的目光中透着一丝奇怪的笑意，他很开心，人显得平静而古怪。

    “那你打算怎么开始？我想你的意思是改良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伯金微微皱起了眉头。他对这种谈话也感到不耐烦了。

    “我压根儿没什么打算，”他回答，“当我们真地要奔向更好的东西时，我们就要打碎旧的。不打碎旧的，任何建议对于妄自尊大的人来说都不过是令人作呕的把戏。”

    杰拉德眼中的微笑开始消失了，他冷冷地看着伯金说：“你真把事情看得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