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被锯了去了。之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甚至他说要是有一天手里再有一把枪，那他将首先给自己一颗子弹。

    我们病房又从刚到的运输车队里送来两个病号。他们都己双目失明。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师。为了以防万一，护士不用刀具给他喂饭，他曾突然从护士手里抢过一把。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护士给他喂晚饭时把餐具放到他旁边的桌上，有人喊她便出去了。那音乐师迅捷地抓起餐叉，用尽全力穿到心脏上，又拼命地用一只大鞋往里敲打。有三个男人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跑进来用大力气才把那把餐叉拔出来。叉刺很钝，但他用力过猛扎得非常深。我们整夜都被他骂的难以入睡。天一亮，他便开始痛苦地嚎叫了。

    又空下一个床位。我们就一天天地在绝望、惊恐、呻吟等痛苦地氛围中度过。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天不亮就死了。护士还没来的及去处理。太平间空间太小，都有些周转停放不开了。

    有一天，忽然有人推开房门，只见那个满头卷发的彼得笔直地坐在担架上，嘴乐得合不拢，他看上去那么虚弱，面色苍白。后面丽贝亭护士也笑逐颜开地推着他到开始的床位上。我们都以为去了死亡病室他便真的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他来回看了看周围说：“你们还要说些什么呢？”

    约索夫也奇怪不已，就连他也第一次碰到了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有几个允许站起来了。我还可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阿尔贝特总是有些愤恨地瞪着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间里走动。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怪异的眼神。有时我便悄悄来到走廊上，可以随意地走动。

    腹部和脊椎受了伤，头部受了伤的在楼下一层，还有一些是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那些伤了肺、瞎了眼、盆骨被击中，关节被损伤以及伤势在肾脏和胃部的都住在左侧一边。看过这些地方就会明白原来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会中弹受伤的。

    有两个破伤风病人死的时候，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其中一个连眼都没合上，瞪着这个世界就去了。许多床上都吊起伤兵的受伤的四肢，并在下面放一个盆，伤口渗出的脓水便滴到里面。很快便会积满，过两个钟头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缩绷带里的人，一头用一个大铁磅挂在床上。那些伤到肚腹肠子上的，里面尽是淤集的粪便。我从医生文牍员那里看到一些拍着被粉碎的头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惨不忍睹。

    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整个德国、法国、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没有了去说、去写、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种血腥的灾难，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我还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过早地饱尝着命运的恐惧、绝望、死亡和对伤痛后的茫然之外，对于人生我没有别的概念。在我眼里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凶残，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争斗。而有人却在创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写更辉煌的文章不断泡制和延长着他们的仇恨和屠杀。我们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龄人都亲耳亲眼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这件事讲诉给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又将作何解释和答复呢？倘若战争结束了，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已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个职业的刽子手，只知道杀人。我只懂得人生与死亡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此后怎样？将来我们又会怎样呢？

    莱万多夫斯基是我们这个病房年岁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