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自然应为他承担责任。要是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打开；我们还得继续砸给她看。”

    大家登时兴奋起来。这下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只要有约索夫•霍姆赫尔在就足够了。

    平板车不声不响地进来，把我们推走了。

    我们被紧紧的绷带粘着，公牛般大声地嚎叫起来。

    我们八个人住一间病房。满头黑色卷发的叫彼得，他肺部中弹，伤势很重，而且比较复杂，旁边那个胳膊受伤中弹的叫弗兰茨•威希托尔。他的伤势开始很不甚于太重，但第三天夜里，便大喊大叫要我们按铃，说他在不停地滴血。

    我没完没了的按铃，也没见夜班护士进来。大家都换了新绷带非常疼痛，所以那天晚上她忙坏了。这边刚要求把腿放在那边，而那边的人却又喊着这么放，还有人又要她端水喝，第四个枕头太实又要她弄松软一些；最后老太婆不停地咒骂着，一甩门走了。她又以为还是那些事，便装没听见不过来。

    等了一会儿，弗兰茨说：“再试一下。”

    我又一个劲地按，她还是没过来。这儿就这么一个夜间值班护士，可能是去其他病房了吧。“弗兰茨，你真的是出血了吗？”我问他，“可别让她再骂我们。”

    “都湿透绷带了，不信谁给开灯看看。”

    开关在门口，我们没人能起来去打开它。我就用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不放，让它响个不停。也可能她是工作量太繁多，一天天地又得做祷告，现在疲劳过度给睡着了，听不到铃响。

    “干脆再往外扔个瓶子。”那个持有狩猎资格证的约索夫•霍姆赫尔说。

    “铃声她都听不见，更何况这个呢。”

    好一阵子，门“砰”地开了。老太婆一筹莫展的样子走了进来。但看见弗兰茨的伤势后有些急了，还埋怨着说：“怎么也没有个人告诉我呀？”

    “我们按了铃。这儿又谁都没法走动。”

    她忙着替他包扎。血确实流的太多了。头一天睡觉前他还很健康呢，第二天早晨脸色已变得瘦小蜡黄了。有个护士便来来回回进来看看。

    有时候一些亲切可爱的红十字会志愿护士会来护班。但她们都笨手笨脚的。每次换床时总要疼得我们伤口发麻，而她们便吓得手忙脚乱，结果疼得更厉害了。

    修女们都能很灵活准确地处理我们的各种情况，但我们更希望她们多少再活泼开朗一点就更好了。不过也确实有几个幽默大方的很出色的修女。丽贝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能使每一处的病房都充满欢快轻松的气氛，甚至离她很远都能感受到。还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为了她，我们甚至甘愿奋不顾身。修女们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埋怨，她们像平民百姓一样对待我们。这与野战医院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恰恰相反。

    弗兰茨•威希托尔终于没能好转。一天有几个把他抬走后，便再没回来。“我们不会再见他了。他已转到死亡病室中了。”

    “死亡病室？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重伤快咽气的伤员住的病房呗。”

    “那它到底怎样呢？”

    “快死的人都先被送到这边拐弯的一间很小的病房里，屋里摆着两张床。人们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到那后，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离去太平间的电梯又很近。何况他们也为别的病人考虑，不至于影响别的病人的情绪。到那里他一个呆着。他们照料起来也能更方便、更细心。”

    “他难道没感觉吗？”

    约索夫向上伸了伸腰说：“他们通常都不会有什么不好。”

    “已经有好些都听说这个事吧？”

    “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