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从生物学学到的，至少是自以为学到的东西。我说过我是个个人主义者，而个人主义天生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永远的敌人。”

    “但是你参加社会主义的聚会，”莫尔斯先生反驳道。

    “当然，正如间谍要打入敌人营垒里去一样，否则你怎么能知道敌人呢？何况我参加他们的集会还感到快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而且，无论他们是否正确，他们都读过书。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所懂得的社会学和别的学问也比一般企业老板多得多。是的，我参加过他们六七次会议，但那也不能把我变成社会主义者，正如听了查理•哈外古德的讲演并不能把我变成共和党人一样。”

    “我是情不自禁产生这种想法的，”莫尔斯先生冷冷地说，“我仍然觉得你倾向于社会主义。”

    上帝保佑，马丁心想，他不懂我的意思，我的话他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他当初那教育是怎么受的？马丁就像这样在发展之中让自己面对了经济地位所形成的道德观，也就是阶级的道德，那东西在他面前很快就化作了一个狰狞的怪物。他本人是个理性的道德家，而在他眼里他周围这些人的道德观却比大言不惭的陈词滥调更为可厌，那是一种经济道德、形而上学道德、伤感主义道德跟人云亦云的道德的妙不可言的大杂烩。

    他在自己的家里就尝到了一口这种离奇的混合道德的美味。他的妹妹茉莉安和一个年轻勤奋的德国血统技工有了来往。那人在学会了全部技术之后开了一家自行车修理铺，站住了脚跟。以后他又获得了一种低级牌子的自行车的代销权，于是富了起来。茉莉安前不久到马丁那小屋来看他，告诉了他她订婚的事。那时她还开玩笑，给马丁看了看手相。第二次她来时带来了赫尔曼•冯•史密特。马丁表示欢迎，并用了很为流畅优美的言辞向两人祝贺，可那却引起了妹妹的情人那农民心灵的抵触。马丁又朗诵了他为纪念跟茉莉安上次的见面所写的六七小节诗，却加深了恶劣的印象。那是些社交诗，巧妙精美，他把它叫做《手相家》。他朗诵完毕，却没有见到妹妹脸上有高兴的表情出现，不禁感到吃惊。相反，妹妹的眼睛却盯住了她的未婚夫。马丁跟随她的目光看去，却在那位重要人物歪扭的脸上看见了阴沉、慢怒的不以为然的神气。这事过去了，客人很早就离开了，马丁也把它全忘了。不过，他一时总觉得奇怪，即使是工人阶级的妇女，别人为她写诗，能有什么叫她不得意、不高兴的呢？

    几天以后，茉莉安又来看他，这回是一个人来的。她倒是开门见山，没有浪费时间就痛苦地责备起他的行为来。

    “怎么啦，茉莉安，”他也责备她，“你说话那样子好像为你的亲人，至少是为你哥哥感到丢脸似的。”

    “我的确感到丢脸。”她爆发了出来。

    马丁在她的眼里看到了屈辱的泪水，感到莫名其妙。可无论那是什么情绪，却是真实的。

    “可是茉莉安，我为我的亲妹妹写诗，赫尔曼凭什么嫉妒呀？”

    “他不是嫉妒，”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他说那诗不正经，下——流。”

    马丁低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表示难以置信，回过神来之后，又读了读《手相家》的复写稿。

    “我可看不出诗里有什么下流之处，”他终于说，把稿子递给了她。“你自己看看，再告诉我你觉得是什么地方下流——他用的是这个词吧。”

    “那是他说的，他总该知道，”妹妹回答，带着厌恶的表情一挥手，推开了稿子。“他说你应该把它撕掉。他说，他不要这样的老婆，叫人写这样的话，还要去让人家读。他说那太丢脸，他不能忍受。”

    “听着，茉莉安，他这是胡说八道。”马丁刚开口，随即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