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把话题岔开。果然，吴起一听他问这个，精神头儿一下就来了，说道：

    “值得！你也该去听听。他讲的是‘法治’！”

    “你又会新词了——什么叫‘法治’？”西门虎好奇地问。

    “这一句两句的也说不清楚……你知道郑国有个子产吧？”

    “听说过，他好像是弄了个什么鼎。”

    “那叫‘铸刑鼎’，他把国家的法律铸在鼎上，让大家都知道，不管谁违反了都要受到制裁。这就是‘法治’。”

    “噢，这‘法治’是不是用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

    “差不多吧……”吴起津津有味地讲起了“法治”的好处，“那些贵族为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就是因为没人敢管他们吗，要是施行了‘法治’就不一样了——有法管着他们呢！他们犯了法也要受惩罚；老百姓有了功劳也能受奖赏。这样才公平。”

    西门虎听得不断点头：

    “嗯，有道理……唉，你别光顾说话呀，来，喝酒啊！边喝边聊。”“好！喝！”说着吴起端起杯来喝了一口。西门虎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你先别说那‘法治’的事呢。我可听伯母说要给你订亲了……”

    “嗨！别提了……”

    “这是好事嘛，跟我你也用不着不好意思。”

    “我倒不是不好意思……这事儿……唉！你不知道……那家是贵族！我妈也不知是怎么想的，非要给我订这么一门亲。”吴起说着把剩的那半杯酒一口喝了下去，又接着说：“你知道的，我最烦那帮贵族。”

    西门虎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又不好说别的，只好说：“伯母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再说她那么大岁数了，你可不能惹她生气呀！”

    “是，这我知道，可……算了，算了，不提这事。本来高高兴兴地喝酒，干嘛老说些扫兴的事。”吴起又端起了酒杯。

    两人开始谈些武功的事，聊了一会儿，看天色不早，便各自回家了。

    西门虎提到的那个郑国人名叫高岱。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贩卖牛羊的商人。高岱走南闯北的去过不少的地方，可以说得上是见多识广。偏偏他这个人又特别健谈，不管跟人家认识不认识——见面就熟，而且一讲起新闻、时事来就把别的事扔脑后去了，好几回把买卖都耽误了。高岱经常到左氏镇来卖牛，大家都认识他，也都知道他那个爱聊天的毛病，有时就跟他开玩笑：你别卖牛了，干脆在这开个学校，专门讲学算了。镇子上的一些年轻人还真挺喜欢听高岱讲时事，他一来，就老有人到客栈找他聊天，还美其名曰：“听高夫子讲学。”吴起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觉得高岱讲的时事比那些学究们讲的“礼”呀“乐”呀的有用得多。自打那天听高岱讲了“法治”后，吴起更爱往高岱那儿跑了。结果是越聊吴起越觉着“法治”这个方法好——要是天下全施行“法治”，那该是多么好啊。老百姓们不用再担心被贵族们扣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只要为国家立了功就能得到封赏，大家都依法行事，不再相互欺骗、恃强凌弱，一旦有人违法，不管是谁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吴起在心里勾画着“法治”世界美好蓝图的同时，思想深处开始背叛奴隶制制度。

    在当时的中国，奴隶制已经逐渐显露出它的腐朽性，开始因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一步步地走向覆灭。而随着奴隶制的瓦解，两个构成新的社会制度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慢慢的形成了。在这样一个社会转轨阶段，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各路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在这众多见解中，最富于积极性的就是“法治”思想。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器，在奴隶制出现时就随之出现了——这种法律当然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为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