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八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了。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做了一番文献考证。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