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得到解决的唯一重大问题。

    华国锋接着讲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的结论，他所叙述的北京市委宣布的内容是符合《北京日报》的报道的。但在这里有一些细节问题我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北京市委这个会议究竟是何时举行的。这种情况通常应该公开报道，而《北京日报》的报道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很奇怪的事。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什么时候由华国锋审批的，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中央常委究竟是指华国锋本人，还是指他和汪东兴二人，或者还加上别的人，那就更不知道了。批准时肯定没有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11月14日上午他还在新加坡受到热烈欢送，他不可能参与“批准”这件事。批准时间不可能如华国锋讲话中说的是11月14日，这样说肯定有误，因为载有关于这一段话的《北京日报》，在11月14日清早已经在北京街头发行了。不过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关于1978年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我的“亲身经历”，并做了一番“文献考证”和“一些辩证”。

    附记：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做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该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