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实践标准具有排他性、针对性，是一元的。如果坚持真理标准是“两元的”或“多元的”，那么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不是糊涂，便是有意搞折中主义的把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就是像《五评》中那样地使用，也可以说仍然没有脱离“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排他性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

    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当时我很清楚党内不同看法争论的政治背景，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叫好。特别是提出这个问题后，吴冷西立即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很尖锐地反对这个标题。这更加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不再是老生常谈了。所以那时我说，那位打电话的同志对于这场讨论所立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他的“功”也不可没。

    当然那时提出这个标准，针对的事物的确是很尖锐的，因为它所针对的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的“指示”。那时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十分严重，他讲的话“句句是真理”，都是“最高指示”。而那时的毛泽东本人却因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与社会和群众甚至与许多干部接触，处在“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包围之中，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比如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几乎全然不知。他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下决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这样的“指示”，也被有些人奉为神明，被认为必须坚决照办执行。这就是所谓“两个凡是”。

    “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这种“两个凡是”的标准。而且除对“天安门事件”所做的指示外还有不少毛泽东的“指示”也是不应该坚决执行的。尤其是他最后几年，有些做法已经乱了套，比如他容忍把自己对理论问题的看法也作为“指示”下达。在当时，如果不用实践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中国的事就会很糟糕，就会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亡党亡国，因此必须提出“实践标准”并开展讨论。只有这样，人们的思想才能得到大解放，中国的前途才能大放光明。

    我参加这场讨论主要是在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个会议前我忙于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看到已有许多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在写文章做发言，我没有写什么文章，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个问题做系统的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直接就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所做的发言就有十一次，其中有三次是同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才对这个问题透彻地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发言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发表过。在这里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是带有普遍性的，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了很好、很有分量的意见，否则就不会有上面说的那种决定性的胜利的。

    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原因之一是由于一大批干部已经被解放出来了，在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担负了领导工作。仅仅提出真理标准，而没有这批干部的积极参加，没有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斗争，三中全会是不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之前，我致力于按劳分配问题和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等经济学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那时我就感到，由于不少人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的束缚很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期望哲学领域来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变当时“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因此当我看到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很高兴地说，“挂帅的东西现在出场了”。

    哲学的确重要，它是指导性的学科，是能起挂帅作用的东西。我们国务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