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说，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地是不那么充分的。同时我也还想说，它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即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局面，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两个会议是倡导改革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讨论不够充分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个从原则上理论上，对改革的概念和必要性没有去做深刻的、系统的阐述，那时还没有这种觉悟和水平；二是落实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关心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只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接触了一下，未能正视这些方面的问题。至于摒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那时当然根本不敢去想，能够肯定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那时就算得上是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行为了。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这一段话是在要我们考虑“思想僵化产生的原因”时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

    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针对这个情况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请客吃饭、参观、弄虚作假。邓小平的市场观念强。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他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对这个观点讲得很多。这个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是否讲过，我记不起来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观点倒不是12月2日同胡耀邦和我谈话时第一次讲的，至少在一次常委听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就讲过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两大政策”之一。

    第一个政策就是“要使一部分地区搞得好一些，比较富一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