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百分之五的县，百分之五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开了一张他估计有可能先好起来的十九个地区的单子，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广东的深圳，可见他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认为那儿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可以开展外贸工作。他考虑的不只是地区，也考虑个人。个人当然是与地区相联系的。他说搞得好的、快的地区，可以提高工资待遇，这也是个大政策。他说要先让百分之五的农民有购买力，城市内有一部分工人有购买力，下个决心，能做到百分之八就更好了。他也举了一些地方的农村说明。他讲北京有个生产队打石头富起来了，讲了种果树七八年就可以见效等等。他也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在闭幕会的讲话稿中写的是“先富起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先富起来”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

    他说的第二个政策便是“权力下放”。他说农业是让各生产队能够“真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给生产队权力，让他们能够按规律办事，干得好不好看人们收入增加了没有。另外，在比较早的一次常委听取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讲：要给地方权力，特别在种植方面，中央决不要干涉，地方比中央对当地情况熟悉，县要更有权，有“积极权”。他认为对“三自由”批评太多，把正当的东西当作错误批，城乡搞死了，总之要给农民种植权，把社会搞富。

    就在那次常委会上，邓小平讲：哪个省区有条件，可以向外国借款，但债是要还的，有利息的，规定后不要干扰。他主张要给下面机动权，在统一计划下有广泛的活动余地。

    在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邓小平讲：

    “现在一个大队相当一个村。生产队要全部按经济组织那样来管理，基本上要转到经济管理上来。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使下面有点权力，确实使下面活起来，企业可以不要只听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而要看社队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

    中央工作会议在理论上原则上讲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导改革的精神很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