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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明末清初之际，江南一带有不少汉族士大夫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坚决反清，最典型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三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了。正如《清史稿》中所写的那样：“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

    江南一带由于受明末东林党、复社的流风遗韵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始终不肯与大清合作，若是当朝天子认真追究起来，那么满朝文武中还能有那么多的汉人大学士和汉官吗？还能有现在的徐元文、熊赐履等人在京城里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的情形吗？

    身为帝王，贵为天子，顺治帝竟把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归庄、尤侗等人的诗文谱成乐曲，佐食下咽，这难到不体现了少年天子的博大胸襟和非凡的气度吗？这对那些饱学而又清高的江南文士不是一个福音吗？所以，徐元文、熊赐履们不再犹豫，不再“执迷不悟”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和境遇才比他们的父辈们要优裕得多，而他们的才华和能力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而博得个青史留名，岂不是善哉？

    顺治帝宽厚待士的种种做法在朝中的汉官们最为清楚。比如王崇尚、王熙这俩父子便亲身体验过。父子同朝为官，平日里又备受皇上的赏识，这父子俩也就更加尽心竭力、勤于供职了。可是老虎也有打吨的时候呀，有那么一回，竟差一点送了两父子的命！

    那是发生在北闱与南闱两个科举大案之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在朝的汉宫多半受到了牵连，就是与此案无关的官员也是人人自危，转眼间便觉矮了三尺，当然那些满洲的王公大臣和大学士们就更加得意洋洋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有一次退朝时，王熙父子竟不约而同地对朝鲜使臣垂头而泣，泪容悲戚，大失朝仪，被当日的纠仪给事中任克博参了一本！

    这还了得？任克博奏称王熙父子“心里念念不忘故明，分明有叛逆形迹”！

    对此，王熙父子只得认罪，承认是“情不自禁”，因为当时朝鲜使节一时疏忽竟穿着前明的朝服来上朝，令王熙父子触景生情，黯然神伤！

    可是，就汉臣而言，思故明者便为不忠，不思故明者便为忠吗？这个念头在少年天子的脑海中闪过，他当即便有了主张，只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惶恐不安的王熙父子，微微一笑：“身为明巨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朕岂不明此理？起去！”

    只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令在场的汉官们欷歔不已，王熙父子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多么宽容圣明的君主呀！

    既是如此，顺治为什么又要严惩南闱一案中的众多士人呢？主要是南闱之弊，影响太坏，流传太广，不予严惩，难平民愤和士心。江南一带，人才辈出，精英荟萃，物华天宝，非其它地区所能相比。自大清开科取士之后，每一次会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多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顺治十八年在内，顺治朝前后共举行了八次会试殿试，其中，吕宫、邹忠倚、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五名状元是江苏人，史大成是浙江人，只有傅以渐、刘马壮两名状元是山东、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苏有两名；八名探花里，江苏省有四名，浙江有四名，还不包括在朝的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等汉宫，他们也多系江浙人士。因此，如果科场弊端太重，真才得不到选拔，势必使朝廷难觅良才，而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难免滋生不满和对抗情绪，甚至诋毁朝政，动摇民心。所以，顺治帝下决心严惩了南闱科场一案，并且使～些无辜的士人受到了牵连。当然，这里边恐怕也与满洲王公大臣对汉人的不满和挑拨以及汉人太过清高有关。比如那个有名的才子吴兆骞，都说他才思敏捷最善作文章，动辄下笔千言，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