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一寸宽二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3．三次恐怖的“陪绑”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五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在此时分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这虽然仅是一字之争，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不过就是这个词把任毅当时搞得死去活来。

    就是在这五个月期间，他们还三次拉任毅“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很恐怖，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已有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只有这个细节可以预先暗示人的命运，而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当时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上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任毅被拉去开了三次公判大会，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强。给他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的那次大会，宣判的是70年代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陈卓然，还有个同伙，姓安，他是任毅小学同学，当任毅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他时，任毅几乎要惊愕地喊出声来。

    他们都是南京市八中的高中生，后来到苏北插队当知青，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经历使他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破例出了下午版，头号黑体字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预示着又一场大恐怖大镇压要开始了。但是反抗者毕竟还有，这两个知识青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用这些字组成所谓“反动标语”，然后再用胶水贴在纸上……当天夜里，他们一个放哨，一个戴着手套把这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标语出现后，顿时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缉令，全市刷满了大标语，排查线几乎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尤其是回城的知识青年。两个月后，这个案子还是给破了，因为有一个知情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揭发了他们。

    在公判大会上，任毅看到他们两人神情都很镇定，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告密者时，他大声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