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产党第三代捐献的一片。一定是。这就是我的誓言。

    刘宁在回信中对黄一丁的思想情绪进行了不留情面的严厉批判。

    黄一丁接到刘宁的回信后，又给刘宁写了一封很长的内心充满矛盾的信。他并不知道，刘宁已将自己的回信复本作为思想汇报交给组织了。黄一丁在第二封信中，表示了对“扎根”和“学大寨”的怀疑，并说：“人的思维的本性是怀疑论的。”

    对于刘宁严峻的批判，黄一丁说：

    最后谈到扎根问题……不管我能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逃跑”辩护，我都不能避开事情的核心：我竟是如此不可救药地舍不得已得到或者将要得到的个人利益！当我看到（我在看《烈士诗抄》）革命烈士由于不肯出卖革命而重新被关在黑牢的时候，我才感到我的灵魂是如何的卑微、丑陋。从今往后，我有什么颜面侈谈“理想”呢！……我希望一直看着你们举着时代的火炬勇往直前。正如我有一次给别人写信中说的那样：“你们身处偏远落后的乡村，却是时代最英勇的尖兵。可是小心！假如有一天你把这火扔掉了，看我会怎样嘲笑你！”

    黄一丁的信是用流血的心写成的，反映出其内心的强烈矛盾与所承受的深重痛楚。这是一个曾经拥有理想的知青，迈向怀疑、自我否定道路的第一步，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前途莫测，精神世界开始四分五裂。

    本来，黄一丁与刘宁的这场争论、批判与反批判，在当时知青朋友之间是正常的、经常发生的。可是刘宁将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后，被团党委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上级汇报，事态升级，从兵团政治部闹到《北京日报》内参，被谢静宜看到，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和“返城风”的好材料，指令《北京日报》公开发表。至此，黄一丁、刘宁两人已身不由己，被人控制、指挥。

    这是知青内部的争吵首次被公开。

    《北京日报》在1976年4月26日以通栏标题：《针锋相对的两封通信》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公开发表。并发表编者按：黄、刘的通信反映出知青山下乡，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刘宁的复信“立场鲜明、气势磅礴”发扬了红卫兵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北京日报》发表刘、黄书信后，兵团54团党委组织全团知青进行讨论，以刘宁为榜样树立“扎根”思想。刘宁在197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先进典型回到北京，此时他已重任在肩。兵团政治部、组织部也来人找黄一丁，意在要他返回兵团去。每星期，黄一丁要去几次《北京日报》“谈思想”，有时每天一次，压力愈来愈大。刘宁在北京也“帮助”过几次黄一丁，但两人之间已有很大级差，已不是朋友之间的对话，黄一丁感到两人无法正常交谈。

    一些同学、知青朋友冒着被批判、作反面典型的危险，劝说刘宁，但均被刘宁顶了回去。刘宁的第二封信，几易其稿，文章做得更大，发表前曾拿给黄一丁看，满以为他会大受教育，痛改前非。黄一丁发现刘宁真诚地相信这所有的一套理论，真心扎根边疆。刘宁此刻，又何尝是“自由”的呢？一次朋友间的讨论，最后被“升华”、“扭曲”成这种样子，令所谓的“怀疑论”者黄一丁，开始真正产生了全面的怀疑。

    刘宁的第二封回信在1976年8月26日《北京日报》上发表：

    “你绝不是如你自己所说，不配有理想。你是有理想的，不过，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种理想源于你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人生观’，核心是个人主义。”

    你的身上已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作了“资产阶级应声虫”，正在“堕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向何处转化，取决于对错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