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毛巾、换洗衣裤……”

    “我都没有。”其实这些东西都和《归来》一起，塞在那只挎包里。

    “那么，你在哪里过夜？”

    “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们会去作调查！”

    他们要押解我回浏阳，但我没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东西。

    父母都在各自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乡当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惨萧索，因为早已抄过多次了。

    我趁两名警察不注意做了点手脚。

    我对仍缩在被窝中的弟弟轻声说：“快去陈××家，将里面的东西——”我打个手势：“嚓！嚓！”

    然后，我走了，回浏阳蹲大狱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国营监狱”——县公安局看守所，却没填过拘留证或逮捕证。

    当然，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获释，回到大围山区。

    知青伙伴们见我形销骨立，便偷了鸡，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砖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锅，款待和慰问我，帮我恢复元气。其场景、气氛，有些像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伙伴们给我讲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无聊粗俗，有的却还文雅、颇具吸引力。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发生在社会中的实事，或来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与世隔绝已三年的我，不论听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外大街旁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来。他叫苏冠兰……”一个五大三粗、以打架斗殴闻名的知青，居然轻声细语、娓娓动听地说起一个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故事。

    “你说什么？”我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我写的《归来》的开头吗？

    “什么‘什么’？”他瞥瞥我，不高兴我打断他的话头。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苏冠兰。”

    “好吧，你往下说，我听着。”吃惊之余，我又沉住了气。

    他往下说，往下说，说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听过这个故事，或看过这个手抄本，便叽叽喳喳：

    “哦，这书叫《归来》！”

    “不，我看的那本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氢弹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骄》……”

    “听说，写的是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高干子弟写的，他了解情况……”

    七嘴八舌，五花八门。

    我缄口不语，却扯长耳朵倾听，唯恐遗漏了一星半点。因为，我明白这关系到我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得知家里的人都还活着，于是回到长沙。

    我悄悄问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时，要你去陈××家……那本《归来》手稿，怎么样了？”

    “啊，当时我没有毁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没什么嘛！我借给了×××，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从沅江传到更远的地方！走着瞧吧。”

    对《归来》一书中的传抄、围剿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北京公安局的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