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稿《含丹的歌》。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载了我个人的一段发生的“文革”初期的爱情悲剧。这几乎便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从长沙迢迢三百里赶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大家都用难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我戴着手铐，冲他们微笑颔首，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黄昏时到达位于长沙市东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旧时这儿有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动军阀何键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专门用以残害人民群众，屠杀共产党人。鹿洞里成了这座监狱的代名词，声闻遐迩。新中国接管了这一片建筑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来关押过不少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2．1970年逃亡与第四稿《归来》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他在1968年给我的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给他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信”中的话，不需要解释，人们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那个“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林彪。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经竭力逃跑。长沙一些哥们儿掩护我，在工厂、旅店、乡村……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我又重新写起了《归来》。这部作品成了我最钟情的爱侣。

    那时我一贫如洗。我弟弟的一个同学送了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爱写。我便用那个本本写第四稿《归来》。在路灯下写，在农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在车站候车室中写，在工厂宿舍里写……每次多则一两千字，少则一二十字。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罗县乡下朋友家度过的。该县智峰公社位于大围山区，积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穷得连一张板凳也没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没有窗户，又点不起油。于是，白天我打开房门，借屋外映进的雪光写作，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手也嗦嗦发抖，不听使唤，但我依然写着，写着……

    从汨罗回到长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单位里，我写完了第四稿《归来》，恰好写到那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稿约六七万字。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处看一位朋友，预感到会出事，便将随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只身前往。

    果然，浏阳来的警察在那位朋友处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没有什么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