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