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