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