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则被处决。但是，使用假情报能否成功取决于监听敌人对假情报接受的程度。通过无线电安全处的无线电截听和破译德国军事密码之谜，负责双重间谍活动的“英里格马”二十人委员会便会准确地知道，他们的骗招对德国军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响。

    战后军情五处失去了他们在战时的知识分子的精华，对维持与信号情报部门的联系已经失去了兴趣。早在战争初期，他们把对无线电安全处的控制让给了军情六处。可是最大的障碍是政府通讯总部，他们心胸狭窄，死死地封锁着一切形式的信号和通讯情报。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军情五处时，与政府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仅限于让一个官员同通讯总部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会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会晤。这个经验是不成功的。双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一方面，通讯总部在冷战中帮助军情五处执行反间谍的主要任务方面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军情五处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它也有可能帮助通讯总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设法检查俄国人是否监听了我们的无线电监视通讯。可是通讯总部代表比尔·柯林斯对这种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探索表示出了轻描淡写的态度。

    “对这样的问题我得请示一下，”他会这样说，或者说，“我确实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干那种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也不感兴趣。

    “那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最好让他们去管。”

    负责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处的反间谍专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爱橄榄球，并且具有多变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征。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战时曾参与过双重间谍系统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负责双重间谍。他与通讯总部的联系在“暂停”行动开始时便中断了。这是由他负责的一次行动，开始于五十年代初期，当时通讯总部询问军情五处是否能帮助他们弄到在伦敦使用的外交密码的情报，比思为此搞了“暂停”行动，让D处在外国大使馆里发展的情报人员设法进入密码室窃取情报。通讯总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废密码磁带，以便他们用于密码破译。比思热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多数的使馆密码室尤其是苏联集团的密码室，是最为机密的地方。要想让一个情报人员渗透到密码室去，机会是渺茫的。尽管如此，比思还是在“暂停”行动中获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发展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馆里工作的情报人员，此人能够拿到主密码柜的钥匙。他按照莱斯利·贾格尔的指示，在塑胶上印制了钥匙的模型。这是一把高级的查布牌锁，贾格尔使用的是优质塑胶，还用微测仪精确地量了尺寸，最后复制了一把钥匙，能将保险柜的锁打开。情报人员成功地打开了保险柜，复制了新送来的密码本。当时，这些密码还没有作为捷克外交密码来投入使用。通讯总部破译了捷克使馆的外交通讯达六个月之久。后来密码突然变了，情报员也被不明原因地解雇了。

    从那以后，比思再也没有什么造就。我进入军情五处时，发现可以用技术设备的方式来帮助“暂停”行动，而不是用情报人员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很难理解我的意见。他是唯一的一个被允许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官员。如果我想让上面的人听听我的想法的话，我必须自己作出努力。最后，我找了一个晚上约比思出去喝酒。我问他，如果我自己到切尔特南通讯总部去找那里的人谈谈，他会不会介意。

    “不会介意的，老伙计，”比思高兴地说，“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对这些无线电玩艺儿不在行，我的职权范围是管束那些人类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