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约见了过去在海军的一个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讯总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我向他解释说，我觉得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需要重新进行全面的考虑。巴特勒为我做了安排，我们绕过比尔·柯林斯，直接见到了通讯总部高级的密码分析专家休·亚历山大和休·德纳姆。

    亚历山大负责通讯总部的二处，该处是主管密码分析的。他有一个言语不多却勤奋认真的助手——德纳姆。六十年代德纳姆终于接替了亚历山大的职务。战争爆发时，亚历山大加入了通讯总部在战前的前身——布莱奇雷公园。战时的德国密码由他和艾伦·图林以及戈登·韦尔什曼负责破译。战后，图林到曼彻斯特大学去搞电子计算机设计，因为同性恋的事，他被逼得自杀了。韦尔什曼则去了美国，专门从事高级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亚历山大独自留在通讯总部从事和平时期的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国际象棋赛手，又是个了不起的密码破译专家。尽管他的工作和爱好都非常费脑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个平静的穿着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于他用脑过度，终究要使他的健康恶化。虽然他一生在乡下过着安宁的生活，从不沾烟酒，但后来却突然死于癌症，当时年纪并不大。

    我对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说，我奉命参加“暂停”行动，觉得军情五处对通讯总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解释说，自从一九四九年布伦德里特委员会成立以来，军情五处在技术上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新型话筒方面。我建议说，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而不是利用情报员来获得“暂停”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仅用情报人员这种方法在目前看来注定还会不断失败。

    “我不敢肯定我们能作出什么具体的帮助，除非有机会进行试验。可我敢肯定，我们的新型高灵敏度话筒有可能从密码机里获得一些东西。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如果我们能听到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那不是很有帮助吗？”

    两位密码分析专家对我的想法很赞同，我在讲话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是第一次看见情报界的军情五处还有这样的科学家。

    “我们对任何帮助通讯总部的行为都感激不尽，”亚历山大说，“何况，和你们的机构相比，我们仅仅是些新手。我们连房屋都还没有盖好。”

    他指着窗户外面，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队建筑工人正在通讯总部的主体建筑后面修建另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子。

    “我们的问题是计算机的能力跟不上。”他继续说。

    “我们现在手里有许多密码要破译，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去破译，可就是没有强大的计算机来承担这项工作。当然，我们很快会有这种计算机的，但目前的任何帮助都会给我们开辟一条捷径。”

    我问亚历山大，目前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他对我这样直接的提问方式感到为难。

    “嗯，当然，我们的目标很多，它们不断地被更换，就像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要求那类东西。”

    “对，”我坚持说，“可是你得选出一个当前最为重要的目标，你选择什么呢？”

    亚历山大挪了一下他的椅子，和德纳姆交换了一下眼色。

    “应当说最重要的目标是埃及人，”亚历山大最后说，“外交部几个月来一直在催着我们弄点密码名堂出来。我们弄到的东西都是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也是零敲碎打地进行工作，弄不到什么新东西。”

    那时是一九五六年春天，英国和埃及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迅速恶化。纳赛尔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结果在当年年底导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机器？”

    “哈格林。”德纳姆回答说。他指的是瑞士克里普托AG公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