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大厦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粉红色的花朵，蔚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厦的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一直很喜欢访问华盛顿，尤其是在春天，伦敦太单调乏味了。军情五处重视出身门第，手里的钱也摸得紧，我和许多比较年轻的、在战后加入秘密情报工作的人一样，感到美国才是伟大的希望，是西方情报工作的中坚。我举双臂欢迎美国来占据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处于战后的最低潮。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而且在远东和非洲问题上也是如此。军情六处的许多老资格的人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们在英美情报关系中占着控制地位，可现在却退居到一个低下的位置上，这个事实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由于不同的原因，军情五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也有不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新机构，在世界舞台上显示着它的实力。它的目标是收集情报，在没有得到军情五处的通知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在伦敦采取行动。霍利斯和怀特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破坏了这个默契。

    在所有的困难背后，还存在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以及公开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们再也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军情六处，特别是有许多高级官员与菲尔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军情五处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事先都没有觉察出来，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完全是一种犯罪的无能表现。过去那种亲密的战时英美情报关系遭到了一股浊浪的冲击，政府通讯总部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要少一些。根据一九四八年英国和美国的协议条款，通讯总部与美国同行国家安全局曾订有一个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我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声称，任命我为军情五处的首席科学家，是他致力于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以及加紧反苏联间谍斗争的一个佐证。在霍利斯访问美国后，胡佛邀请我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去参观，看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规模。我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我从加入军情五处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与美国恢复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技术资源。可是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市场。帝国的幻想顽固地占据着莱肯菲尔德大楼，譬如，卡明虽然是军情五处技术处处长，却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过一次访问，他也不明白要这样做的道理。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的规模，它完全超过了军情五处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