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