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了怀疑，可他们对此矢口否认，于是两个案子很快就搁浅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这两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关系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案在调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升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仅在情报界有这些人，文职机构里也有这些人。所有有关系的人都在尽全力压制有关这两个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调查行动一时走漏了风声，那就会造成一种尴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调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九五四年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完全停止，显然军情五处认为当时正在实行的新审查制度已足够保障国家的安全了，其实这正如把狐狸锁进了鸡窝里一样。

    有一个人挺身出来反对这种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马丁，过去是陆军信号官员，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加入了军情五处。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而又富有直觉的办案人员。他接连经手了富克斯和麦克莱恩两起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员。马丁在反间谍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他从来没有进过公学。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生严重的泄密事件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按惯例是在职员、清洁工和秘书当中寻找主犯，可马丁却在最初阶段就认为主犯是一个高级外交官。他坚持要进行调查，但麦克莱恩的叛逃却使他的调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发生后，马丁促使军情五处领导批准对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渗透剑桥大学的整个复杂网展开紧急调查，但他要会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社会关系人员的要求，几乎全都被拒绝了。他与这种可悲的政策斗争了两年，最后去见了安全局局长狄克·怀特，说他打算辞职，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去工作。

    怀特对马丁的能力评价很高，他说服马丁不要去澳大利亚，劝他去马来亚担任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直到D处的气候好一些时再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马来亚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乱活动中，马丁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他离开D处之后，反间谍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处失去了它最能干的、或许是脾气最变幻无常的官员。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长后，在D处任命了一个新的处长叫马丁·弗尼瓦尔·琼斯。他受过律师训练，在战争时期加入军情五处。在表面上，他给人一种正统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机，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具有井井有条的逻辑头脑，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有着坚定的决心——且不说是残酷无情——这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反间谍处长。他意识到军情五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集团在英国展开的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譬如，D处一科的任务是监视和对抗的三百名俄国情报官员，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书。我们陷入迷惘之中，从来不知道我们是在追捕间谍还是间谍的影子。

    琼斯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马丁从外面调回莱肯菲尔德大楼，让他先在D处二科负责捷克和波兰事务。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调到D处一科，负责反苏联间谍。尽管他常常态度粗暴，可琼斯仍然十分欣赏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发挥才干的倔强性格。马丁进了一科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很快恢复和加强了一科的积极的反间谍调查工作。由于他在战争时期从事过通讯信号工作，因而能下意识地抓住如“筏夫”之类的新技术的重要性。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同情地倾听我的意见，并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打算在A处建立一个情报源索引，把可能对军情五处有用的人和事都记下来。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