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站认为可能发展的对象。第二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6”文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R6”是军情六处印发给各个分站的年报，内容是按国家和地区综合报道军情六处所收集到的原始情报。第三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军情六处发给驻外各分站的年报，用于详细报道军情六处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动。

    军情六处的驻华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泄露这些重要的情报。我们把这两个分站里接触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一共有十个人。我们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后，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审查的人中有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人，他是军情六处的一名年青官员，颇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动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分析了他的档案，一致认为布莱克不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释这次泄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军情六处可能在两年前布鲁塞尔分站的保险柜被窃时就已经泄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保险柜在被窃之前究竟存放过哪些资料。调查证明，“狙击手”最多只能看见了保险柜里的一份或者两份文件，因为绝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时存在一个保险柜里。一九六〇年春季，在军情六处这十名曾经看过这三份文件的官员接受审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通知美国人，那次保险柜被盗为“狙击手”所称的“兰布达一号”提供了情报。

    一九六〇年三月，“狙击手”忽然寄来了一份有关“兰布达二号”的进一步的情报。这个“兰布达二号”似乎姓休伊顿。据“狙击手”推测，他是回到伦敦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被苏联人发展为间谍的，进而从事非法活动。与“狙击手”上述情况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顿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兰城水下武器集团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华沙呆过，那是在他加入海军情报局以前。当D处到军情五处档案室查核霍顿的档案时，他们便大吃了一惊，他们发现霍顿的名字已经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单。几年前，霍顿的妻子曾对波特兰的安全官员说过，她的丈夫抛弃了她，与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还说霍顿经常会见外国人，并经常到伦敦会见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人。另外，霍顿在花园的草棚里还藏有许多金钱。

    那位安全官员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海军部安全局，并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霍顿被抛弃的妻子大概在诬告丈夫。海军部把这份报告转给军情五处的C处，后来这个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韦格的青年官员负责。韦格到档案室查看了霍顿的档案，发现上述事件没有立案。于是这位官员得出结论，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