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纳赛尔是最好的方案，因为这种毒气使用简便。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处伦敦分站在埃及有个间谍，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纳赛尔的某个总部。他们计划在通风系统内放一些神经毒气罐，但我指出这样做不仅需要大量的毒气，而且会造成大批纳赛尔手下的军官死亡，显然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计划——军情六处的计划都是这样。后来亨利告诉我，艾登又否定这个行动了，这并不使我感到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比“巨型炸弹”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维和安格尔顿又仔细向我询问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那次行动。

    “我局正在研究对付这类问题的新方法，并且还可以出售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哈维向我解释说。

    哈维一正经起来，嗓门就降低了许多，而且单调乏味，压抑的语调是一种华盛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我对他说：“比尔，他们从不自由雇用人员，你可以试着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军情六处谈谈。”

    哈维满脸不快，认为我故意不肯帮忙。

    我问他：“你没有去找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大战时他在纽约干过这种工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来区别德国海运间谍。据我所知，也许是意大利黑手党人……”

    安格尔顿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我的话，然后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还有法国人！你找过他们没有？干这种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你看他们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不是干得挺出色吗？”

    安格尔顿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阵。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我告诉他，神经毒气计划失败以后，军情六处又研制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顿去参观他们的烟盒表演。这个武器是爆炸研究与发展集团最新推出的。他们把一枚毒刺装在烟盒上随时可以发射。我们都穿上白大褂，个个神情严肃，由管理当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科学家拉德尔博士陪同，到波顿草原后面的牲畜场去实施观摩。一头拴着绳索的羊被牵到场地中央。羊的一侧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红色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掏出烟盒，向羊走去。羊受了惊，拼命奔跑，但被绳索紧紧勒住。我还以为毒刺没有射中羊呢！但过了一会，羊弯下了腿，不停地翻动着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来，奄奄一息，几分钟以后就死了。穿白大褂的专家们围着死羊，谈论这项现代新毒剂的各种优点。此时此刻，两种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对动物的爱，一种是对情报工作的爱。我感到对动物的爱比后一种爱更加伟大，同时我还意识到暗杀不该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这么多帮助了。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讲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尔顿做记录，我就感到不安。他们的决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认为这就是对付卡斯特罗的办法，还对我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还告诉他们：“找亨利或者狄克逊谈谈，他们知道的情报也许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将乘飞机返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吧？”茄克里的手枪又显了出来。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来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