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样对付卡斯特罗呢？”安格尔顿问。

    “我们会孤立他，并且鼓动人民反对他……”

    “你们会打击他吗？”哈维插话说。

    我停顿了一下，把餐巾叠好。侍者轻声地在桌间走来走去。这时我才清楚哈维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打击他，但我怀疑是否真正需要这样做。”我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比尔，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管的事了。早在两年以前，苏伊士危机以后，我们就不管了。”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军情六处曾订了个计划，想通过伦敦分站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艾登最初赞同这个计划，后来他变卦了，因为他又同法国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搞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不久，联合军事行动失败，艾登被迫撤军并第二次执行暗杀计划。但这时军情六处在埃及的力量几乎全部被纳赛尔一网打尽，只得重新制订计划，借助埃及谋叛军官们的力量。可这个计划又遭到了惨败，主要是由于藏在开罗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参与了这次行动？”哈维问道。

    “只是在技术方面帮点忙而已。”我如实说。

    然后我又告诉他，当初找我商量行动计划的是军情六处伦敦分站技术组的约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逊，他们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两人和我都参加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讨论情报部门技术研究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波顿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团举行的。五十年代，化学武器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课题是研究引起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审讯中的作用，我们在波顿草原做了大量实验。有一次，我自愿提出做试验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有关当时在波顿研制的高级毒剂的情况。我需要解毒剂，是为了在苏联人对英国叛逃者下毒时用，而军情六处需要这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忠告。显而易见，用神经毒气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