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相通的绝缘器上，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片一直埋在地里。我用望远镜对那根尖铁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金属片并不与屋顶上的尖铁相连。显然，这是一根经过改装的用尖铁作材料的天线。我们试图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细观察一番。结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小孩，他们非常气愤，向我们扔石头，于是我们赶紧逃命。我们东窜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亚村。我们刚喘口气，谁知那里也有一帮孩子要打我们。于是我肯定，这两个村准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着手工作，测出定向电波的位置。据估计，“阳光”行动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大干一场时，殖民部却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兰开斯特大厦的宪法会议上匆匆地解决了塞浦路斯问题。这简直是在挖我们的墙脚，整个“阳光”行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马根勃然大怒，特别是在他亲眼看见格里瓦斯从我们预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格里瓦斯后来飞到希腊，并继续对塞浦路斯施加压力。马根感到这种方法是治表不治本，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殖民部的这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根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不知说什么好。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过去，英国放弃殖民地时显得非常体面，那时我们不用武力而用情报手段击败军事叛乱，然后再以叛乱运动的政治领导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争端，并用英国武装部队维持新政府。马来亚和肯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安然无恙。

    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为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