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分享成果，或者他们想对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采取破译密码行动，那么哈维的“参谋D”正是他们极好的帮凶。我们敢说，他们现在正在干这种勾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仍是英美情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六家情报机构的代表坐下来长时间讨论有关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开展了重要的联合研究项目，特别是在计算机领域里。我们总算在增进互相信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阿瑟·马丁安排我给中央情报局讲讲朗斯代尔一案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筏夫”技术。莱肯菲尔德大楼里的官员对这件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了“筏夫”技术，但中央情报局却对它一无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尔案件一结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报局，因为我们最早是从他们的“狙击手”手里得到关于朗斯代尔的情报的。由于当时兰利总部还没完工，汇报会预定在托德拉会议后在中央情报局临时使用的尼森活动房子里举行。尼森活动房屋在华盛顿中心的水池边。吉姆·安格尔顿带我走进一间大会议室，让我在讲台前与至少两百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见面。

    “你肯定这些人都受过信号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吗？”我低声问安格尔顿。

    “彼得，请开讲吧，安全保密由我们负责。许多人都想听听这件事！”他说。

    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紧张。为了避免口吃，我讲得比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过程，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解释“筏夫”行动的技术细节。

    “当然，我们认为‘筏夫’是一种重要的新式反间谍武器。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苏联间谍在什么时候收听莫斯科的秘密广播，而且还可以测出他们的发射频率……”

    大家对“筏夫”的反响并不好。一部分人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后来我发现前排的军官们的情绪有些异常，而且哈维就坐在讲台的一边，我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哈维侧身面对安格尔顿，非常生气地向我这边指指。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发火，于是向他们问道：“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在后排喊道，“请问你们的‘筏夫’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研制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时竞答不上话。

    “让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一九六一年！”那个人高声叫道。

    “真见鬼，这叫什么联盟！”又有一个人说。

    我狠狠地坐下来，人们纷纷离去，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安格尔顿和哈维走了过来，看得出哈维非常生气。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对我说：“瞧，彼得，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这种大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恐怕不合适。比尔和我今晚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谈谈。”

    哈维还没开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叫他的技术人员乔伯克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他很少和我说话，这大概是安格尔顿的命令吧。我们驶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向弗吉尼亚州的乡村飞驰而去。

    伯克指着乡村的右边对我说：“这就是新的总部。”

    除了有些树木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天渐渐地黑了。

    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座木房子前。这座木房子离路边很远，房子后面有一个大平台。为了防止蚊蝇，平台的四周装满了纱窗，平台上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天气非常闷热而潮湿。阿巴拉契亚山脚下传来松树的阵阵幽香和蟋蟀的嗽呜。安格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