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台里走了出来，冷冷地向我打了个招呼。

    “今天下午真对不起你。”他说，但却没进行任何解释。我们在桌边坐下，中央情报局西欧处的处长也在座。他彬彬有礼，但却很少说话。过了几分钟，又有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在房子前面刹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便听到哈维在那里大声询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他拉开铁纱门，站在平台上，手里拿着一瓶杰克·丹尼尔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经喝过一些酒了。

    他大声嚷道：“你这个畜生，让我们把这个案件的真相说一说吧。”他把酒瓶用劲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以往，讨论军情五处的公事时总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现在他因患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

    我转过身对安格尔顿说：“吉姆，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为你是请我来吃饭的。”

    “是请你吃饭，彼得。”他说。然后为我在一只雕花玻璃杯里倒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能被你们这样欺负。”

    “哪儿的话，”安格尔顿平静地说，“我们只是想再听听……请从头讲。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我又复述一遍朗斯代尔案件。我刚讲完，哈维就憋不住了。

    他满嘴溅沫，骂道：“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这儿来，是要我们为你们的研究付钱，但却一直把‘筏夫’这类技术藏得牢牢的。已经好久了……”

    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个屁！”他吼道。

    哈维又打开另一瓶啤酒。

    “彼得，问题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有许多人在用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如果苏联人也有‘筏夫’，那他们就要暴露了……”安格尔顿说。

    “苏联人有‘筏夫’吗？”安格尔顿又问道。

    “开始没有，现在肯定已经有了。”我说，还引证了最近的一件案子。军情六处在波兰情报局的情报源说，波兰和苏联进行了一次联合间谍调查。调查结束时，他们在围捕那个嫌疑分子时，克格勃开了一辆面包车到他的公寓。他还透露说，苏联人不允许波兰情报局窥看面包车里的一切，但他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猜测，面包车里的东西与无线电侦察有关。

    哈维叹了一口气：“天哪，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官员这下全完了……”

    “可我们已经把这些情况报告送给你们的波兰处了，”我说，“不管这个间谍是谁，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推测他是你们的人。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们，同波兰进行无线电通讯是危险的。”

    西欧处处长红着脸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核实。”

    “还有谁知道‘筏夫’？”哈维又问。

    我告诉他，在我们研制过程中，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哈维又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还不如告诉混帐的巴布亚人哩！”

    “我恐怕不会认为加拿大人会那样，他们是英联邦可以信赖的成员。”

    “哼！你们还应当告诉他们换一架密码机。”哈维说。安格尔顿害怕哈维在气头上把“参谋D”的秘密漏出来，赶紧用脚在桌下使劲地踢了他一下。

    我们愈争愈激烈。他们的恐吓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使我感到内疚，引诱我讲一些使我事后会感到懊悔的话。他们说，我们为你们提供了“狙击手”，盼望你们能有所回报。我们同意资助你们的研究，但你们是怎样回报我们的呢？哈维又是诅咒，又是发火，他讲到大战以来被美国人忽视的薄弱环节、错误和疏忽：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领导艺术缺乏；不懂专业；在帝国面前不断撤退；社会主义不断进攻。安格尔顿脸色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