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摆满了书，装饰风格是十七世纪的，墙上挂着几幅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名画，壁炉上方还挂着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们喝点茶，好吗？”他急于想消除我们每个人脸上流露出来的紧张神情。

    “现在，”他看着阿瑟说，“最好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阿瑟解释说，不如先让我介绍一下情况，因为我带来了说明那三十八个案子的图表。我们忙乎了一阵，图表太大，没法在那只精致的小茶几上摊开来。狄克见此情景说：

    “不，不，不要紧，把图表铺在地上吧。”

    两分钟不到，我们都伏在地毯上了，我们开始再一次触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个宁静而优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给搅了。我解释说，我曾提交过两个报告，一个是有关蒂斯勒案件的，另一个是有关朗斯代尔的，都被拒绝了。狄克用尖锐的目光看着我，却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关键在于我们不可单方面地看这个问题，搞出这些图表的出发点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这些案件里是否有俄国人插手的依据……”

    “听起来像是在搞一个糟糕的归纳法，不过请你继续讲吧。”他怀疑地说。

    我一一讲述了案件，并解释了为何总是要提到那五个人。

    “你在起草报告之前，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同阿瑟讨论过这个问题？”狄克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我怎么可能那样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科学理事会。”

    狄克转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他感到难以置信。

    阿瑟接过话茬，并解释要求使用设备的问题。琼斯一直保持着沉默。此时狄克又问他的意见如何。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无可奈何地也参与了进来。

    “罗杰拒绝扩大调查范围。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个错误。我们现在既没有进行跟踪，又没有技术设备的帮助，这样去寻找案件的结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对琼斯那种冷静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这里有两个因素，”他考虑了一会说，“一是要进行调查，二是我们在进行调查时肯定会被人发现，两者几乎同样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要作些修改，他认为应在非官方的房子里对调查工作进行协调，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筑物里进行这项工作。他建议我们使用斯隆广场附近的阁楼路军情六处保安楼。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对罗杰说，你们等着听他的消息吧。”犹克说。

    第二天，琼斯通知我们，说霍利斯已经同意用军情六处的一个监视队来协助办理此案，但仍旧不允许他们把米切尔跟踪到伦敦火车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发现。他允许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温特博恩，并授权我们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的那个双面穿衣镜后设置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些宝贵的档案搬到阁楼路上那座马房式小楼的二楼上，房间里没有家具。以后，这里就成了我们办理这起案子的总部了。

    在调查米切尔的初期，我们对菲尔比叛逃的过程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实一下他们的电子计算机记录情况，以便对俄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有一个了解。结果发现，弗洛拉·所罗门与阿瑟在伦敦会晤之后，克格勃官员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对中东进行了访问。我们早就非常怀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尔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过进一步的核实，发现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访问过中东，刚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发“五人集团”的材料送往莱肯菲尔德大楼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确认莫丁从五十年代初以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