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拜访了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她说九月份时，菲尔比减短了全家人在约旦度假的假期。从那时到失踪这段时间里，菲尔比显得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我们听了菲尔比的所谓的“坦白”录音，这是尼古拉·埃利奥特从贝鲁特带回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无从听清这个谈话录音，主要是因为录音质量太差。这是典型的军情六处作风。他们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使用这种劣质话筒，而窗外的来往车辆的嘈杂声非常大。我们只好使用我研制出的双耳助听器，请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和年轻的译报员安妮·奥尔尤因给予帮助（安妮是听力最好的译报员），搞了一个百分之八十文字准确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听了录音，并与那份稿子进行了对照。听了这个录音之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菲尔比早在到保安楼之前，就有了与埃利奥特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埃利奥特对菲尔比说，他已经掌握了菲尔比的新证据，深信菲尔比是有罪的。十年来，菲尔比每次都一再否认一切，可这次他一口承认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当了间谍，压根儿不问埃利奥特掌握了什么样的新证据。

    阿瑟对听录音感到很苦恼，他揉着眼睛，捶着膝盖，听着菲尔比讲着荒唐的吃语。菲尔比说布伦特是清白无辜的，而蒂姆·米尔恩才不清白。可米尔恩是菲尔比的密友，多年来一直在忠诚地为菲尔比辩护。整个供词，包括菲尔比签了名的书面坦白，都是处心积虑地进行过加工的，让真相和谎言相混淆，引我们步入骗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尔比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说话结结巴巴，我对他是多么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听到他的声音。他躲躲闪闪，避免回答提出的问题，试图挽回失去的局面，争取胜利。现在埃利奥特在全力以赴地设法去战胜一个三十年来把欺骗作为第二保护层的人。这并不像一场竞赛，然而最后他们两个会像有点喝醉了酒的无线电广播员，用公学学堂的标准语音热情地讨论二十世纪最大的叛国案件。

    “这件事处理得太糟了，”阿瑟听了录音后，满怀绝望地悲叹着，“我们应派一个小分队去，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用严刑审问他……”

    我同意他的意见。罗杰和秋克都没有想到菲尔比会叛逃。

    从表面上看，莫丁两次旅行的巧合，菲尔比对埃利奥特前来审问的期待，以及他炮制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个方向：俄国人在英国情报部门有一条内线，它监视着菲尔比案件的进展情况。只有极少一部分官员有这样的触及案件的机会，他们当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我决定走访政府通讯总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用“维诺纳”协助调查米切尔案。“维诺纳”在一所很大的，号码为“h72”的木房子里工作。这房子在通讯总部的中央建筑群中间的一条大道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年轻的密码分析员杰弗里·萨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的身后有十几个外语专家正坐在耀眼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着，寻找着吻合的信号，希望从上千个无名的数字组中整理出译文来。

    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分析密码的小玩艺儿，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动物园。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维诺纳”窗口索引。他的办公桌上有一盘盘的已破译的密码，等他审批后，这些密码就被送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萨德伯里同我谈了很久，讨论如何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维诺纳”仍然是用人工进行吻合，电于计算机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寻找一个密码。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