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胡言！”他在卡明的报告页边到处乱涂，在把它送回处里之前几乎改动了报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马上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送给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责令阿瑟停职二周以整顿纪律。

    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随时可能到达，指望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阿瑟·马丁和我举行重要的谈判，但现状却是谈判桌上军情五处这一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私下去见霍利斯，尽量不带怨恨地说明问题的性质。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于是他同意调回多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伦特，根据D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了音，并由D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〇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我们决定当我去见布伦特时，我们把那个看得见的录音机关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他就指示不能对布伦特施加任何压力，以免他叛逃。但我们设法说服他，在这种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会见了布伦特。他高高的个子，极其消瘦，穿着一套花呢西装，打了一个大蝴蝶结领结。他看上去高贵，略带一点女子气。他友好而带有戒备，特别是对阿瑟。我能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谁都不能忘记，他们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伦特却始终在扯谎。他们以事务性方式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布伦特从档案室取走的文件。布伦特不时地扫我几眼。我看得出他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最后，阿瑟把我带进了谈话。

    “彼得一直在作着这个分析，安东尼。我想他有些话要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然后稍稍停顿一下以加强效果。

    “读了你的供词后，我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