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像我击中了他似的，布伦特畏缩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条铅笔一样细瘦的长腿交叠着，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条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

    “那是胡说，并且你也知道是这样。你说你只知道朗和凯恩克罗斯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我不相信。”

    他的脸色变紫，右颊的肌肉出现了一阵抽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延一点时间。

    “我们非常公正地对待你，”我继续说，“我们很有礼貌，并且像绅士那样履行我们的诺言，但你却不这样……”

    在我做出这番表演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哪儿说了假话？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们认为他有所隐瞒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试图掂量是否我已经握有新的、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和信息，或者这些只是来自我们的主观直觉。

    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开始恢复他的自信，脸颊的抽搐也平息了下来。他知道我们抛不出什么新东西。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彼得，”他小声说，“没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换了策略，开始对他的良心施加压力。

    “你可曾想过那些死去的人！”

    布伦特佯作不知。

    “没有人死去，”他平缓地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事情……”

    “吉比的谍报员是怎么回事？”我气愤地说。我指的是由军情六处的哈罗德·吉布森指挥的潜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谍报员。吉比的谍报员在战前一直向军情六处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伦特出卖后被处死。

    “他是一个间谍，”布伦特尖刻地说，在这一瞬间放松了他的戒备，暴露出克格勃的职业作风。“他知道这种游戏，他知道这里的风险。”

    布伦特知道他的谎言已经被戳穿，脸颊上又开始猛烈地抽搐起来。我们较量了有一个小时，但这种角斗进行的时间越长，他越意识到他所处地位的有力。我们在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中结束了会谈。

    “事实是，若是给你选择，你不会出卖任何你认为是弱者的人，是吗？”在布伦特准备离去时，我问道。

    “是这样，”他说，一边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再没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这样有力地说出这句话，使我感到他几乎自己都相信这一点了。

    这时，一件让人心烦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公开地放在那里的一架录音机绞带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带展开拉直，然后使它继续运转。在我做这件事情时，布伦特对阿瑟说：“看一位技术专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吗？”

    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