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于是他们就与军情六处合作进行调查。

    不幸的是，这两个案件的结局都充满了闹剧性。康韦和罗伯茨虽然被抓，可他们后来又被宣判无罪。对英法关系最为不利的是，在对斯坦布雷切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军情六处曾招募过一名法国警察长，他的警区包括快到德国边境的那些区域。他是一个“漂白”间谍，也就是说，军情六处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国隐瞒了他的一切，从而利用他在法国侨民和德国侨民中搞间谍活动。法国被迫承认，斯坦布雷切的间谍为俄国人获取了英法协和式飞机的高级电子系统的全部详细材料，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争吵。

    我找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安格尔顿和路易斯·托德拉，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向法国反间谍局提供“维诺纳”情报，证明科特和拉巴尔特是俄国间谍。他们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跃。在我看来，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起见。我在一九六五年初来到法国反间谍局在巴黎的总部，该局副局长马塞尔·查利特在那里会见了我。查利特个子矮小，干净利落，在战后才加入反间谍局。战争时期，他曾以极大的勇气参加了约翰·莫林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点儿也没能躲过盖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样，查利特喜欢佩戴粉红色的丝绸带，流露着自豪骄傲的神情。他是一个好斗的反共分子，可他钦佩莫林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胜过他一生当中所钦佩的任何一个人。他好几次都跟我提到抵抗运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科特和拉巴尔特的真实角色的新情报，并把“维诺纳”情报的有关密码译文拿给他看。他为这一材料所震惊，立即下决心进行全面的调查。

    “你不觉得他们太老了吗？”我问道。

    马塞尔用他那富有威慑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国政客躺在他的棺材里变成绿色时，你不能说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尔特在马塞尔审问他时死于心脏病，科特则死得很安宁。这次的情报交换在缓和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马塞尔成为我后半生事业中的伙伴。

    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错。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我们讨论了“维诺纳”，他一直入了迷似的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他告诉我。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房子以内。”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我警觉起来。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栅栏”便在最近停止了。显然，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