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我请求霍利斯把D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没有去找他。

    马歇尔，大家称他“阿蒂”，几乎认识三十年代剑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那些秘密同性恋网的人。阿蒂对小道消息、阴谋诡计和丑闻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我会见过的人都令人讨厌。非常可笑，我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间谍，他们自己作出的抉择，应该尽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