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仍然坚持说他记忆不好。这次会谈没什么结果便结束了。第二天我又让他来参加进一步的会谈，我从他那里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他坚持说他回忆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杀的消息，是用煤气和毯子来自杀的。不久以后，布伦特打电话来告诉我更多的坏消息。

    “菲比死了。”他说。

    “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过气来。

    “她跳到地铁下……”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

    “我们怎么办？”琼斯紧张不安地说。

    “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他讲出间谍集团的真情，我们就为他提供合格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但那是讹诈呀。”他说，竭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当然，正如我告诉琼斯的那样，我注命当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这些自杀事件，”他说，“将破坏我们的形象，我们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团结束了我对三十年代阴谋的调查。六十年代末，这个任务彻底完成了。那些有牵连的人正接近或已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我们共查出了死去的或还活着的间谍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们还细致地重新检查了英国社会生活当中各行业的几十个人的档案，多数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则被发现是秘密的共产党人或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这部分人被调离那些能够接触到机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动员退休。

    当然，还有一些无头案。克卢格曼带走了他的秘密，奥托从未被查出，“红色乐团”在英国的情况我们从未发现。但我们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阴谋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必再担心。审查整个一代人是很麻烦的，这当然要比当线索还保持清晰的时候进行调查更为麻烦。可我们驱走了过去，最终又回到了现在。不能忘记，可能还有三十年代人物遗留下来的东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