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闭口不谈的，或许更糟，因此他为我安排了一个代表——科道尔学院的另一位高级人物阿妮塔·布鲁克纳，我可以让她把我提出的问题转告给普尔。一定程度上的弄虚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让布鲁克纳告诉普尔，我们正在对三十年代的事进行新的调查。安东尼想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他可以报警。

    菲比·普尔告诉阿妮塔·布鲁克纳，她过去常常为奥托把消息传递给彼得和伯纳德·弗拉德兄弟俩。彼得过去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馆长，已经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纳德是一个高级的工党议员。普尔还说有一个叫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年青妇女也参与了这事。她敦促布鲁克纳保证安迪·科恩即高级外交家安德鲁·科恩爵士也得到警报，因为此人当时也冒着风险。所有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鲁·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个“使徒”和剑桥的学生），其他的人都与“克拉伦顿”有关，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学的一个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讨论的俱乐部。该俱乐部曾是苏联间谍招募中心，这是第一个有力的证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名字出现时，她已经同前军情五处的官员赫伯特·哈特结了婚。我拜访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学在学术上颇有声望的法理学教授。我问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向她保证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胁，她同意来见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讲究穿着的中产阶级妇女。我想，她这么大岁数还着时髦的短裙和白色网眼长统袜，完全不合时宜。她很坦率地讲起她的故事。她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优越感，仿佛把我对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兴趣与窥视女士们裙子里面等同起来。对她来说，这是很俗气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说她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而且有一个俄国人拉拢过她。根据她的描述，这个俄国人肯定就是奥托。奥托指示她转入地下活动，她常常在凯维花园与奥托悄悄见面。她告诉我她仅仅是地下党的一员。一九三八年她进了内务部以后就再没有同奥托见过面了。她在内务部的一个很机密的部门工作，该部门负责处理那些截听电话的申请。她还告诉我，她从未传递过任何秘密消息。

    她说她还有另外两个联系人。一个是伯纳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个只在一段很短时间里指挥过她。她从一张照片上认出，这个人是阿瑟·温，他是伊迪丝·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机构之前是工会圈子里的积极分子。

    听了珍妮弗·哈特的话，我感到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以牛津大学为基地的单独的间谍集团，但是，要进行调查是极其困难的。安德鲁·科恩爵士（曾在剑桥后来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后就死于心脏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经死了，他的弟弟看来更有希望，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名让他担任工党政府里资历很浅的大臣级职务。军情五处受命为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我们反对并请求允许根据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对弗拉德进行审讯。在当时，威尔逊是有权禁止对任何议员进行审问的，但当他阅读了军情五处的文件之后，他却批准进行审讯。

    当我开始同弗拉德会谈时，他的态度很异常。他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来给他施加压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他招募过她。

    “如果我记不起这些事了，我怎么能否认呢？”他一再重复地说这话。

    我对他很不客气，我知道他那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妻子最近自杀了。可弗拉德渴望结束这次会谈，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诱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释，既然我有责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证明上提出意见，那么如果他对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我就不大可能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