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没说，等待着他来打破这种沉默。

    他又开始更急地谈着。

    “你明白吗，我对他一直是开诚布公的。当我有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多么秘密的问题，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讨论。他总是给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盖伊没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获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须说一声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问，急切地想在他谈话时施加压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气，“你完全弄错了。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才在一九五〇年离开的，跟这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她自杀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盖伊离开之前见到过他没有？”

    “没有——可我妻子看到过他，大约是在他走的六个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亲与他很接近，当时我在哥本哈根。”

    “以后她就自杀了？”

    “从那以后不久，是的……”

    他坐起来并看着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想提及这事。我向你保证，跟这完全不搭界。”

    他又颓然倒在椅子里，就像一个被剥夺了圣职的传教士一样瘫软了。

    “这两件事都是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他平静地说，“一两年以后我才恢复过来。爱德华·布里奇斯邀请我回行政机构来工作，我这才回到了英国。”（爱德华·布里奇斯当时是财政部的常务副大臣和国内行政机构的首脑。）

    我从未弄清普罗克特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为什么要自杀以及她同伯吉斯讨论了些什么。有关普罗克特的真相难以判断。我倾向于他从未被正式招募过的说法，但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〇年去丹麦与伯吉斯毫无关系这种断言。然而这个案子无论结果怎样，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当时是鲍德温的私人秘书，他把他办公桌里的机密都给伯吉斯看过，或许这样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〇年。

    在以后一次我与布伦特会面时，我把我同普罗克特讨论的事告诉了他。

    “你没有向我们谈到过他，安东尼。”我说，带着责备和气愤的口吻。如果布伦特感到这种撒谎是朋友之间的事，他总是焦虑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缄默——为了保护他。”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仿佛他能看到过去。

    “丹尼斯怎么了？”我又问。

    “我能说的只是他是盖伊最好的情报来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他最后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政府部门……”

    “可你可以猜测……”我有些不耐烦了。

    布伦特拉上窗帘，仿佛对外面广场上的嘈杂声。灰尘和风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过这种生活，彼得，否则你是不会理解的……”

    “哦，我有过那样的生活，安东尼，”我说，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许我知道的有关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我记得我父亲因为没有工作而发疯一样地酗酒，我记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处三科的研究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集团存在。过去，苏联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剑桥大学有关，可当布伦特坦白之后，我们认为伯吉斯和克卢格曼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把牛津作为目标。牛津集团的第一个稳定的情报源是布伦特在科道尔学院的同事菲比·普尔。布伦特承认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见到她，她同布伦特的关系很好，两个甚至合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

    布伦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中。他说如果我直接找她谈话，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