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想想我们，”他们告诉他，“想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毁灭和耻辱。”

    纳简斯基开始明显地动摇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处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要允许通话。俄国人却从不允许我们接触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们的人，如格雷维尔·温。可外交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优势和纳简斯基的利益，只坚持外交往来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能拒绝家庭人道主义的接触。”他们说。

    第四天纳简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这件事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麦考尔试图指出各种危险，但都没有用。他就像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现在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悄悄离去。

    “你坚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

    “我要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为我的家庭尽到责任了。”

    宿命是纳简斯基惟一的庇护所。他是冷战当中许多不露面的牺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东西方面对面的两支秘密大军毁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问题是戈利金对他的“方法论”的迷恋。他声称，如果让他接触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那就会在他的记忆里触发联想，这种联想会引导他发现间谍。他的这个理论是，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的情报有许多是删改过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用伪情报源来保护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的身份，如果他阅读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时，他就可能抓住与他在克格勃档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点。

    利用戈利金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论，允许他支配反情报政策的整柄剑；二是继续从事那种试图从他那里淘出事实的金屑来的恼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报告里的情报，一个间谍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后再用反情报的正统方法对它们进行调查。

    戈利金是极有用处的，西方反间谍机构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有事实根据的线索。这就是我们怎样抓到瓦萨尔，怎样使马塞尔·查利特发现了乔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报也是一样。凡他坚持的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总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实可信。例如，毫无疑问，他参加过谢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会，会上建立了负责假情报行动的D处。但是，他根据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来推断并发展广泛的理论时，或企图把在他叛逃后发生的事与他的理论相吻合时，那么他的这些情报就是灾难，例如他那关于搞四十年假情报的伟大计划以及中苏分歧的说法就是这样。

    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