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各种官员受到怀疑，到头来，情况愈来愈糟，以至于中央情报局决定用解散苏联处来作为排除这种怀疑的惟一办法，并用一批全新的官员来重新开始工作。显然，这是一条走出迷宫的路，但这并不能弥补全局士气风貌上的损失。

    虽然军情五处避免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激做法，但戈利金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过分自大，认为对所有的叛逃者都要远远保持着距离，让他们自食其力，尽可能少地给他们反馈，使他们不能够对自己在情报部门活动中的意义作出评估。自从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来英国时，我们就向他敞开胸怀，我同别人一样对此负有责任。当米切尔案件开始时，经霍利斯和琼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他甚至按照一个著名的契卡情报官员的名字，为米切尔案件选了一个代号“斯皮特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追捕一个高级间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给我们的情报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紧张，而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度过的，到处都弥漫着叛变的腥味。我们是怎样靠着他的理论带来了恐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的渗透情况是知道的。英国、挪威和法国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太性急，以致没法得到他所有线索的一个完全没有讹误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九六七年，潮头终于冲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时，他应邀去讲话。所有到会的人都迫切期待着他的出现，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是从他那儿来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他很快就西方情报部门没有正确地理解他的材料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知道更多的间谍，”他叫喊道，“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同我合作呢？”

    他着重谈了英国，他声称许多渗透还未被发现，只有他才能找出来。琼斯脸上带着微笑，这种笑是他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讨厌的人的。他一贯憎恨在大庭广众当中张扬家丑。他最后终于耐不住了。

    “你要什么？”他问道。

    “档案……接触你们的档案。”戈利金回答说。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欢看的任何档案。我们倒要看你是否能给我们点什么东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过来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过来，当时伦敦正是冬天。他阴郁地告诉我，他一生当中见到的风雪实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莱顿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里。麦考尔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为他理家并与他作伴。每个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装一包档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送到他那里，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给他时，曾警告他不要做笔记。琼斯和我都担心，在他的“方法论”背后的部分动机，是从西方情报机构里收集尽可能多的情报，为了某种未知的将来的目的。

    “当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个行家，我懂这些。”

    戈利金钻到军情五处最秘密的档案里过了四个月。迈克尔·麦考尔到格林·米尔斯银行取出了一万英镑的现款，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带去给戈利金。

    虽然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戈利金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琼斯曾要他摊牌。当然也有些有用的东西。他研究过“维诺纳”，并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时间的知识，补充了几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的档案，查看入学者的各种材料，看看有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们甚至还搞了一次声音测试，参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兴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从他们所用的习惯用语中发现他们有没有克格勃指挥官的俄语词汇。这个办法虽然很高明，但从未收益。最后，我们决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关闭这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