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关键的领域里——他能否在渗透问题上弄点眉目出来——他完全是个失败者。他对斯克里普金的指控补充了一些细节。他的确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论。他花了若干个星期研究“维诺纳”通讯，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识别出未知的匿名者。有两个人特别使他感兴趣——戴维和罗莎——根据已破译的电文，这两个人显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许是兄长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参与“维诺纳”通讯工作的军情五处的官员的档案都给他看。一天他宣布他有了答案。

    “你们的间谍在这里。我的方法论发现了他们。”他阴沉地说，像法师一样用手指指着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两份档案。我对这两份太熟悉了，是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的。

    “别荒唐到了极点，阿纳托尔，”我说，“维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么扯到这种结论上去的？”

    “他们是犹太人。戴维和罗莎是犹太名字……”

    在我听来这就像克格勃的反犹太主义，我不禁想起如果这里是中央情报局，我是安格尔顿，那么维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经根据戈利金毫无根据的解释被列入间谍名单了。

    戈利金“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他解释档案时仿佛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样。他查找搞错了的行动，或个别官员的错误。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会问。

    “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会这样回答。

    戈利金好几天都不说什么了，然后又宣布他敢肯定哪个人是叛徒。

    “但为什么，阿纳托尔？”

    “因为在克格勃里，失败是一种严重的罪过。你不会再获得信任，这使人不快，也许这时他就想到转变。”

    他从来不懂西方文化，由于未能一帆风顺地见到斯大林，他的事业失败了，因此被驱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测西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西方不是那样，”我常常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不会那样干——只是在联邦调查局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戈利金会显得惘然若失。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

    “瞧，阿纳托尔，我们在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间谍，你的猜测对我们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他看着我，又看看档案，仿佛要让我因为怀疑他而感到内疚。

    “你知道什么，彼得，”他叫喊起来，“你没有像我那样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呆过。”

    如果不是他的虚荣和贪婪，他会是个真诚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国人那样会有突如其来的悲伤。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把沃尔科夫的档案拿给他看，当他知道这个企图叛逃的人的档案最终落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的故事后，他开始哭了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问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的。

    麦考尔和我显得惭愧，但却没能辩解。

    在他的停留期间快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假情报以及我们档案室里千篇一律的情报。戈利金是一个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准确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报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离开之前，交给我们一份厚厚的打字稿，这是他亲自用一个手指头在一台老式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上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假情报的权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档案室，我期待着他的每一个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甚至不高兴去读它。

    我又见到戈利金时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个令人难过而又诡秘的场景，戈利金仍在谈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假情报的研究所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