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

    “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处三科。他对我说，D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