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处变成了K处，K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处一科（调查）和老D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处一科和K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处三科，是从原D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处三科负责。

    邓肯·瓦格是K处七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一个敏锐的、头脑冷静的官员。他善于辞令，一旦他想法形成，总能辩得让人对他的建议心悦诚服。在十年前他在听了霍顿妻子的怨诉后为霍顿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错误而使事业受挫，但是靠了踏实艰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辖属的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组里的工作，他赢得了重要机会，即这次到K处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戴的刚强的前海军军官。我极力提议，在此以前曾同渗透问题有牵连的人一律不得在K处七科工作。

    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仅仅当他接过这些东西时，我才意识到：在那过去的年月里，这些小小的绿色的带有号码锁的箱子曾经是我的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说：“现在都归你了，谢天谢地！”

    开头几天，我极少过问K处七科的事情。邓肯·瓦格和约翰·戴两人也不想让我站在旁边，怕这样会给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声誉造成损害。我理解他们，我把约翰·戴介绍给了布伦特，并且再一次谈起为什么一九四五年俄国人允许他离开军情五处的整个问题。布伦特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我想如果他们逼迫我的话，也许我会继续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时间。我热爱我的工作，敬重盖伊·利德尔和狄克·怀特。同时我希望还能再搞我的艺术……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

    对于是否有人代替他在军情五处的位置这个问题，布伦特提不出什么线索，尽管他知道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给他看了上面有八个匿名的“维诺纳”电文，但他一点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他提供的仅有的零星片断是他和盖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尔一同出席的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