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办公室，看见托尼·布鲁克斯正在那里等我。

    “我们要解毒剂，”他告诉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几小时前因酒后开车被警察逮住，正关在马尔博罗大街的监狱里！”

    我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像工具袋的小圆筒。这是十年前当我结束科学官员生涯时，波顿草原的拉德尔博士给我的。筒里装着各种已知的克格勃毒药的解毒剂。每当一名间谍叛逃过来时，我们就把这个圆筒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放在他身边，要不就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没人愿意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我很快向布鲁克斯描述了神经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状，并告诉他怎样使用解毒剂。他立即奔到监狱看守利艾林，而我则把特别处的副处长从床上叫起来，要他警戒马尔博罗大街并在他们的地窖里查验那个醉汉的身份。同时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向内务部大臣和总检查长申请正式对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诉，军情五处解释说如果让他公开出庭受审，就有被暗杀的危险。

    利艾林叛逃成功为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弗·琼斯当上局长以后，就试图彻底改变反对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伦敦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六十年代，他费了很大劲争取财政部同意拨款扩大军情五处反间谍工作的能力，但他们却很不乐意。这样，他只能在内部重新调整经费时对D处给予某种照顾，然而我们仍比别人少两倍。爱德华·希思当政时，弗·琼斯曾向他呈交了谍报人员大裁减的方案，并引用了情报人员的一些大概统计数目，这发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应是“别理他们”。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出抗议，但我们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谍报人员来应付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最后我们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达成了协议。直到那年秋季我们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利艾林已经出现，而我们也不愿意在他叛逃和回国之前惊动苏联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认出几十个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官员。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已经从行动分析项目中知道了。行动分析项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马丁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经常的事，关键在于应对敌人情报工作的威胁作出理智的判断。在我负责D处三科的时候，我曾根据“维诺纳”资料对一九四五年的苏联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虽然我们只破译了很小一部分通讯，但通讯总部估计出在英国活动的间谍总数在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之间（这种统计分析使用的是高级密码分析专家吉·古德发明的一种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过对“维诺纳”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所提供的情报同我们自己的护照记录进行对比，我们相信在一九四五年伦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苏联谍报人员，其中大约二十五人是指挥人员。把这个数字除以“维诺纳”所提供的间谍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间数，即每个指挥人员控制八到九名谍报人员，这恰巧同“一周‘维诺纳’通讯”所指出的情报正好吻合，那周的“维诺纳”表明，克罗托夫指挥着八名间谍。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断现状。六十年代后期，行动分析项目指出，在英国活动的苏联谍报人员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间。但指挥人员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们认定在这二十年中指挥人员的数目不变，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余的人则提供掩护、反监视、内部保安和分析，那么我们仍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这意味着现在英国有将近二百名间谍在活动。如果我们把以同样数量增加的指挥人员同扩充的谍报人员的数目加在一起，那这个数字就更骇人了——英国有一千多名间谍！诚然这些间谍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在英共内部和各种工会组织内的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