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策划者。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报局就陷进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他们情报部门过去的调查和指控进行了调查。我们简直成了现代贱民——被人敌视、怀疑和追击。

    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国外事态的发展，特别害怕国外揭发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报部门有关。他们意识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准备鼓励这种国外事态的发展。这时，史蒂芬·德·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后决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吕艾塔。朱吕艾塔在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时，曾是他的私人秘书。莫布雷简要地向他谈了自己担心军情五处已被渗透的想法，另外他还说，他真为军情五处的任免制度担忧。朱吕艾塔建议他去找新内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德·莫布雷告诉莫里斯，他已经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去唐宁街十号找亨特爵士了。

    “该死的德·莫布雷在干什么？”一天上午汉利吼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该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们了。他怎么能不问我一声就让手下的人大摇大摆地到唐宁街去出我们的丑呢……太过分了！”

    我告诉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德·莫布雷是下了决心要越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头头而另寻一条门路，值得庆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宁街十号而不是议院。

    结果是按照传统的规定进行一次复查。开始时总以为有什么新发现，但复查结束以后你就会发现，所得到的结果正是组织者所设计的。前内阁大臣特伦德勋爵奉命主持这次调查。他将拥有所有文件，并有足够的时间在两种信仰中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底，特伦德第一次出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有一间办公室，一只保险柜和一名秘书，独自在六楼上办公。过了几个星期，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仪表堂堂，他那宽宽的前额和银灰色的头发，常常给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要着手进行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访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畅”工作小组的十卷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那天上午我们把这些档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起案件是怎样开始的？”他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流畅”档案看起来古怪离奇。这些档案无形中变得鼓鼓的。档案记录了每个秘密情报部门的细节，使我们对每份文件的分发情况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进行了仔细的分类，而且每个嫌疑分子都编有一个代号。在最后一份档案的末尾，是我亲笔签署的那份远近闻名的备忘录，上面列有需要被进行紧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