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的人名。

    特伦德不止一次地向我问起拖延处理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难，”我解释说，“当你听说那个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级或者下级是间谍，你也会感到为难。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琼斯难于同意的……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即客观地对待一切，不掺杂任何情感。”

    “是这样……”特伦德说。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畅’决议都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并非我个人的意思。我们共有六个人，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这样。”他低声说道。他面对着档案中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阵。

    特伦德好像特别对中级间谍有兴趣。他要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对指控进行分类的，并向他解释我们对三十四名嫌疑犯进行编号的系统。

    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维诺纳”的前前后后讲清楚。他被有关这种用极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机器来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却收获很少的项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调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诚然，还有许多疑点，但几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约翰逊就是布伦特。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因为电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这是菲尔比所属部门的职权范围；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电文里曾指示克罗托夫把希克斯的报告中的种种推测删掉，只留下部分事实。

    “正是我们目标对准的那个家伙。”我大笑起来，而且感到惊诧，对自己仅在纸上见过的人这么熟悉。

    “那么约翰逊呢？”特伦德问。

    “这还是一个疑点……参考材料就在这里。”——我递给他一页饰有电文色带的“维诺纳”文稿纸——“从中你可以发现约翰逊在国外旅行的时间与布伦特的行迹正好吻合。布伦特是在收到这个电文的那个周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罗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约翰逊的出国计划，我问过布伦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国前六个星期就向克罗托夫报告了外出旅游的计划。”

    “会不会是别的人呢？”

    “在那个周末突然出国旅行的官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德拉特’……对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与古曾科联络。”

    “还有……？”

    “我怀疑，”我平静地说，“我总怀疑，我想约翰逊就是布伦特，他想用外出六个星期这件事来迷惑我们的视线。约翰逊同希克斯和斯坦利关系太密切了，我们不能不断定约翰逊就是布伦特，而不可能是别人。其它三个化名还没查明，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