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是埃里案件，”特伦德说，“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

    “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断？”

    “不。而且，现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伦德文雅地叹了一口气。

    “但没有思想基础……”

    “有，那是在中国。”

    “啊，对了，”他低声说，“中国……”余音很长。

    特伦德终究是个行家。我根本无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实非常重视内部间谍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证据以外，什么也没透露。

    我也没能从汉利那里打听出特伦德的结论，以后我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估计特伦德的报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写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尔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报告说，特伦德爵士得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情报局的间谍。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无辜的，而我却相信他有过背叛行为。这正如同样一个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财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看法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实才能揭开永恒的秘密。

    临近退休的几个月，我感到阵阵厌倦。我不知道应当留在英国继续战斗呢，还是赶紧脱身远走高飞？我的健康状况虽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记忆还是很好的。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维克托开着车到他在剑桥的乡村别墅去。开口谈谈是多么艰难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在我心里，我在等待着倾诉。

    “你打算以后怎么过？”他问。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亚吧。”我回答说。

    汽车在路上奔驰，两旁的沼泽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已看见在远处的剑桥大学的尖顶了。

    过了一会，维克托说：“你想让别人来说服你去？”

    “也许是这样。”

    我愁眉苦脸，我又没有赢。英国情报部门开展了像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的运动，天主教已经让位于清教了。我所经历的战争已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