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在安格尔顿面前对他提供的任何情报承担保证。在华盛顿，我会晤了安格尔顿。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诉了许多同苏联人“秘密会晤”的情报，但当我追问细节时，他却没词儿了。从我的惨痛教训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尔顿具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捏造证据的本领。

    “燕麦束”事件不过是个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据军情五处的情报，苏联已经在工党里安插了内线。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来到西方并列出了一连串工党议员和工会骨干的名字，他们都是被苏联人成功地招募过去的间谍。接着我们又从奥列格·利艾林那里得到了最富于灾难性的情报，当利艾林在原来工作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时，曾对军情五处谈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况，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员，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利艾林告诉我们，瓦伊果卡斯曾声称同哈罗德·威尔逊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约瑟夫·卡根有过交往。卡根曾向威尔逊的私人办事处提供过资助，而且大选时曾借给威尔逊一架飞机，此外威尔逊还穿着卡根的雨衣照过许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兹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的。

    军情五处自然对查明卡根是否与瓦伊果卡斯有关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们对瓦伊果卡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想到他的工厂去招募一些间谍。一九七一年在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以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两个人。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退休。他找伦敦警察局长、一家卡根公司的顾问阿瑟·扬爵士。威尔逊要他设法让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谈谈卡根的情况。弗·琼斯认为威尔逊提出这一要求相当奇怪，然而，他还是同意派哈里·沃顿去同威尔逊见面。沃顿当时正在负责处理利艾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尔逊介绍了利艾林指控卡根与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尔逊明确告诉沃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没同卡根讨论过这种事。卡根后来承认在下棋时见过瓦伊果卡斯，但却矢口否认参与过间谍活动。

    威尔逊认为军情五处的这一行为是企图往工党和他的脸上抹黑。保守党执政以后，他们对这件事也发生了兴趣。维克托经常向我埋怨唐宁街十号所收到的情况报告的质量不好：“他们干活吊儿郎当，你就不能告诉我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吗？”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诉我，在内阁会议上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的讲话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琼斯和斯坎伦是七十年代初期两位很有影响的工会首领。

    “希思觉得这两个人讲的话像共产党。我问F处是否掌握了有关他们的什么材料，可他们肯定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说。

    维克托从闲谈中获悉两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们提供有关工会和工党进行颠覆活动的情报，于是他向我打听实情。我要他根据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以便我了解要处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维克托的备忘录。

    他在开头写道：“首相急于了解……”这是典型的维克托文体。

    我把维克托的来函送给弗·琼斯。他阅后在空白处批道：“请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我把档案统统翻出，仔细地摘编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所提供的情报。我只是全面收集资料，不作任何结论。

    整个白厅对我的做法炸开了锅。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召见我，并质问道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把反对党的材料送到执政党的手里，居心何在？

    我竭力为自己辩护，说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员会的首脑也要我向他汇报情况。我把资料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这些材料是经过军情五处的局长批准的。如果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么尴尬的局面的话，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么尴尬局面我们就不能分发，那